甄曉宇 宋宣江 徐浩森
摘要:網絡信息化發展為世界各國鄉村地區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通過文獻研究對比不同的發展實踐,為新疆鄉村地區發展提供比較參考。樣本研究顯示,居民視角下網絡信息化為居民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新渠道,辦理行政事項更便捷;網絡和涉農經濟的融合發展提高了居民創業就業能力;網絡社交媒體的發展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新的宣傳和實踐平臺,“網絡村圈”有利于鄉村的穩定發展。
關鍵詞:網絡信息化;居民視角;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中網絡信息化建設具有重要作用,2019年《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提出持續推動“互聯網+政務服務”、數字鄉村經濟向好發展,完善鄉村數字治理體系。數據成為生產要素并參與分配的觀點在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提出。
不同地區鄉村發展具有各自的實踐基礎,相互借鑒具有比較意義。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的實踐,比如“eNAM”(印度國家線上農業市場)主要解決農產品邦與邦之間的流通問題、巴西“數字領土”通過政府投資加強偏遠鄉村地區的管理能力。東南亞和東北非的國家在鄉村網絡基礎設施、居民使用網絡的稟賦等方面存在發展障礙。美國鄉村地區醫療案例的電子化實踐,也展示了網絡時代“眾包”在成本和質量間的比較優勢,為鄉村網絡信息化建設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提供了參考。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鄉村振興戰略規劃》針對新疆鄉村地區發展中農業基礎設施、鄉村基層基礎等實際對新疆農村基層建設、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等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新疆在農業機械信息化、農村電商培訓推廣、縣域融媒體建設、政務電子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政府投入,而從居民視角分析網絡信息化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能夠為政府的網絡信息化投資提供參考依據。
一、鄉村網絡信息化實踐的文獻研究
(一)網絡信息化與農村政治結構
信息傳播去中心化加速農村多元共治趨勢?!盎ヂ摼W+”模式下的政務信息在公共性、規范性方面給予網民更多的便利,也形成公共網絡監督,符合行政機構和服務對象的共同利益,存在公共性耦合、規范性耦合。
信息化政務改變行政路徑,影響“分利秩序”。政務軟件系統、政務小程序的普遍使用加速了行政的人機交互發展,避免了人的主觀行政。政府部門間的數據共享實現由方便政府內部管理向滿足公眾需求的轉變,也改變了相關部門的利益相對獨立性,促進數字監管的作用最大化。
輿論新現象改變“威權主導”。網絡輿論場為農村話語權公共性拓展提供了新的路徑,呈現了“互動博弈”的新現象。網絡媒體的發展中,政務新媒體的操作人員能力和服務對象滿意度同樣重要。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政務新媒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中提到“各地區、各部門要將政務新媒體工作納入各級領導干部和公務員教育培訓內容,著力強化運用政務新媒體履職能力”,公務員操作新媒體也存在挑戰。
(二)網絡信息化與農村經濟發展
政府推動的智慧農業生產、市場化電商銷售和消費、“互聯網+”推動就業創業等深刻影響農村經濟發展。農村電商發展區域差異化、農村服務應用階層區隔化、農村文化消費代際落差化等也是村莊面對的現實問題?;ヂ摼W特征的旅游、民宿、金融、網教、微商、視頻帶貨等,加速了農村經濟信息化建設以政府主導向多元化格局轉變。
(三)網絡信息化與農村文化生態
傳統的族源或同村文化紐帶形成的社會關系逐漸弱化,村民與村集體關系網絡逐漸破裂。網絡文化的侵入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改變了農村相對傳統和封閉的文化生態結構。網紅村或網紅農民的現象也凸顯了網絡文化對農村集體意識和村民認知具有重大影響,構建網絡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具有現實意義。
(四)網絡信息化建設的利益一致性
2013年 GHTC會議中Rajan Vaish在鄉村醫療案例數字化的案例中認為存在當時成本效益的評價問題,而軟件的投入相對不足,可能導致硬件設施投資的低效。CS Thompson認為基于互聯網的鄉村決策、權力分享和民選官員辦公室管理形成的電子政務框架具有必要性和實踐性。利益主動性的一致為政務互聯網提供了強大的推力。SW Meng對日本電子政務的IPA分析評價認為需要在快速回復、保障用戶數據安全、確保殘疾人無障礙使用等方面改善電子政務應用系統,確保政府和居民的利益一致性。RCO Moura在巴西的經驗分享中認為,國家和社區居民形成共同的利益才能做好項目。Emmanuel Constantine Lupilya認為腐敗、私營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利益不一致阻礙了坦桑尼亞電子政務的發展。
二、網絡信息化在新疆鄉村振興中的作用
樣本選取新疆瑪納斯縣涼州戶鎮,材料采集主要包括:一是村鎮辦、黨政辦、社會保障所、文化站等站所工作內容總結。二是作者2015~2018年縣鄉工作經驗積累。三是2020年對1978~2004年出生的居民、中共黨員等的求證和訪談。
(一)形成多元共治結構
部分行政業務的信息化和社交媒體對政務關注的相對公開化,形成多元共治結構。行政由政府逐級主導的“分利秩序”結構向業務窗口、業務網頁(App)面向服務對象的面對面結構轉變。數據資源由各執行主體的檔案封閉歸檔型向數據檔案共享型轉變。參政主體由“縣-鎮-村”的“執行-總結-反饋”結構向“業務窗口(軟件)-數據分析-行政(線下)反饋”結構轉變,且隨著政府領導網絡信箱、留言板、社交媒體平臺的政務反饋信息能力增強,居民參政由被動型向主動型轉變。
人機界面的業務辦理有利于降低廉政風險,而政務App、政務網頁中需要鄉鎮站所、村干部的材料證明等也具有行政分利秩序向多元共治轉變的階段特征。
(二)“互聯網+”經濟融合發展04C97331-B712-47C4-AF1E-0137579F78C2
居民城鎮化的過程包括了人員的流出和資金的流出,見表1。
隨著鄉村生產設施、旅游、電商、網紅打卡地等在網絡信息化的推動和傳播下,出現了資金反補農村的現象。資金方面由農村居民城鎮化產生的資金流出型向當前鄉村振興產生的投資回流型轉變,實現了資金的互動雙向發展。
信息化農業設備的高效率為土地流轉和農業生產規模提供了技術支撐,也緩解了農業生產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物流方面由買方為主的工業品單向流入型向與農村電商發展產生的農產品流出型共生的結構,見表2、表3。
網絡內容創業形成新的農村數字資源就業。信息化發展經過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階段,流量壟斷是趨勢也形成相對優勢平臺,而流量平臺的應用技術大眾化,推動了信息化生產要素的重構即勞動密集型,也成為大眾創業的一部分,見表4、表5。
城鎮化居民的農村背景也為網絡視角下農村內容的資源化提供了情感消費的基礎,見表6。
(三)助力鄉村文化振興
農村物質建設在“訪惠聚”美麗鄉村建設、民政日間照料室建設、文化鄉村圖書館建設等鄉村文化設施建設政策的推動下取得了較多的成就。涼州戶鎮9個村(社區)均配置了圖書室、照料室、籃球場等文化設施,且在組織部遠教辦的支持下配備了遠教高速網絡和電腦。隨著農村旅游的發展,生態文化建設也逐步發展,社區的人文建設、特色種植的旅游化改造、農村歷史展覽等豐富了農村物質文化。
農村文化制度和精神建設,在城鄉經濟互動發展的發背景下,出現了新的熱度。文化站由一般的文化活動組織者轉變為特色鄉村的文化推廣者,比如民族村農家樂推廣、蟠桃休閑旅游種植園推廣等,繼而實現了經濟文化的共生發展。居民的短視頻內容出現農村健身器材、農村籃球比賽、農村農業機械生產等,農村背景的視頻數據不斷增長,具有新的農村文化特征,尤其是農村文化設施的網絡傳播,提高了居民使用農村文化設施的積極性,有利于文化設施建設目的的實現。
網絡信息化為農村文化精神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農村元素的視頻高點贊數(超過200次)也為視頻用戶持續做好農村題材視頻制作提供了文化自信。小學校、鬧社火等具有典型農村特征的視頻元素,為城鎮化的原農村居民提供了“親切”“家園”等精神慰藉,繼而通過網絡視頻傳播,帶動農村視頻經濟發展。
(四)農村網絡信息化的討論
社交媒體平臺的信息推送等,實現了線下社會關系的網絡化,形成“網絡村圈”,有利于鄉村網絡生態的穩定性。
網絡平臺輿論安全存在管控能力不足。網民對公共事件的關注與政府工作目標不符時,縣、鎮、村等行政機構對社交媒體的可控性不足,尤其是第一時間可控性不足。
不良網絡信息影響居民切身利益。惡意網絡鏈接、拼多多營銷等給居民造成困擾。
(五)IPA分析鄉村居民網絡信息化需求
利用IPA分析(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居民對產品的重視程度值(x軸)、對產品的績效評價值(y軸),并以各軸平均值為分割點,做象限分析,見圖1、表7。
IPA分析可知,需要加強的網絡信息化項目為2.0、3.0、4.0、17.0、19.0、23.0;相對滿意的、供給較好的項目為1.0、5.0、9.0、13.0、14.0、15.0、18.0;相對于鄉村居民需求優先順序較低的項目為8.0、10.0、11.0、12.0、16.0、20.0、21.0、22.0。
三、結語
政務App、政務網頁、政務抖音等提高了政務透明度、政務服務效率,也為居民提供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渠道。政務信息的逐步透明化,對信息的質量和容錯機制建設有了更多的要求,對符合農村居民實際使用能力也有了更多要求。
網絡和涉農經濟的融合發展為農業生產、農民創業、農民就業提供了新的技術支撐,提升了農業資源價值,也為資金和人才向鄉村流動提供了新的機遇。
農村文化生態的發展在網絡信息化的推動下出現新的現象,牢牢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新媒體社交平臺宣傳作用成為基層文化生態工作的新要求。網絡信息化背景下加強信息傳播的建設能力、管控能力、引導能力成為基層工作面對的新問題,信息處置能力渠道下沉有助于網絡信息傳播的健康發展。
基于居民角度的政府投入網絡信息化建設需求主要集中在智能農業設施建設、醫保(醫療)信息透明、信息資費降低、免費Wi-Fi建設等方面。
參考文獻:
[1]S Ganguly.Digitization:a paradigm shift of agricultu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 Research, Ideas and Innovations in Technology,2017.03(03):403-410.
[2]RCO Moura, Tnia S M Pinheiro. Digital Territories:a government strategy for digital inclusion in rural areas[C]. Conferência Mundial sobre Computadores na Educa?觭?觔2019/03/13.
[3]Razlini Mohd Ramli.e-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in Malaysia and South Korea:A Comparative Study[J].Electronic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17,80(07):1-26.04C97331-B712-47C4-AF1E-0137579F78C2
[4]Emmanuel Constantine Lupilya.E-government Strategic Plan Implem-entation in Tanzania:Learning from Challenges and Experiences from Kenya,Korea,India and Malaysia[J].The Korean Journal of Policy Studies,2015.30(02):147-175.
[5]Rajan Vaish.Digitization of Health Records in Rural Villages[C].Global Humanitarian Technology Conference(GHTC), 2013 IEEE.
[6]馬麗,張國磊.“互聯網+”鄉村治理的耦合、挑戰與優化[J].電子政務,2012(12):31-36.
[7]段盛華,于鳳霞.數據時代的政府治理創新—基于數據開放共享的視角[J].電子政務,2020(09):74-83.
[8]李利文.鄉村綜合整治中的數字監管:以D村經驗為例[J].電子政務,2020(12):13-23.
[9]胡衛衛,于水.技術賦權下的鄉村公共能量場:情景、風險與建構[J].電子政務,2019(10):117-124.
[10]張毅,陳瑞學,寧曉靜.政府部門采納政務新媒體行為變化的影響因素[J].電子政務,2020(11):108-120.
[11]王鵬,陳潭.信息鴻溝與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癥候[J].電子政務,2020(12):2-12.
[12]劉毅.川西地區鄉村公共空間的演變與重構研究[D].重慶:西南交通大學.2017.
[13]柯珍堂.“網紅村”是怎樣煉成的[J].人民論壇,2020(06):68-69.
[14]季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三大體系”的建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09):16-25+126.
[15]CS Thompson.Enlisting on-line residents: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government in a Japanese rural township[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2, 19(02):173-188.
[16]SW Meng.The Use of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in Evaluating Japans E-government Service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1,6(02):17-30.
(作者單位:新疆互聯網信息辦公室)04C97331-B712-47C4-AF1E-0137579F78C2